紅線之內 藍海之外：穩定幣時代的貨幣邊界

作者：Charlie Liu

當華爾街和硅谷正沉浸在感恩節長周末的溫馨氛圍中，也許是今年關於穩定幣的最後一條重磅新聞，從大洋彼岸的北京傳來。

上周五，央行牽頭13大國家部委召開了一個重磅打擊虛擬貨幣交易炒作的工作協調機制會議。會後媒體通稿的核心精神非常明確，那就是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活動屬於非法金融活動，穩定幣被明確界定爲虛擬貨幣的一種，不得作爲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

對於一直關注內地市場的讀者來說，這個論調再熟悉不過了：2021年的政策文件仍然有效，紅線沒有松，甚至劃得更清楚了。比特幣也好，各種空氣幣也好，尤其是今年熱度很高的穩定幣，統統被裝進“非法金融活動”的框裏，繼續是金融安全要重點防範的對象。

如果你的生活和工作主要在內地，結論其實非常簡單：別碰就行。

但對於廣大涉及出海業務、或者工作重心在海外的朋友們，其實值得再多想一步。

今年以來，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層面的穩定幣法案 GENIUS Act，把“支付穩定幣”納入全國統一監管框架；香港這邊，《穩定幣條例》從 8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已經開始受理法幣錨定穩定幣牌照申請。穩定幣，在東西兩個金融中心的定位，是“有條件納入合規支付體系的金融基礎設施”，而不是單純被當作“幣圈玩具”。

同一類工具，在內地側是“嚴打對象”，在全球開放金融市場卻是“重點規範 + 扶正”。在這個反差之下，央行新聞稿裏那句不太起眼的話——“密切跟蹤、動態評估境外穩定幣的發展”——就值得我們細細推敲了。

結合我們正處在復雜的全球政治經濟局勢之中，以及AI和crypto帶來的科技與金融顛覆性浪潮裏，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一個穩定幣正在重寫全球支付版圖、數字美元已經滲進很多國家金融系統與日常經濟生活的階段，中國到底在畫一條什麼樣的貨幣邊界？

深思熟慮後的紅線

站到宏觀和監管的視角，內地的金融市場是需要這條紅線的。

過去十年，我們在“金融創新”這四個字上喫過太多虧了。影子銀行、P2P、校園貸、僞互金資管、教培金融化……每一輪故事開頭都很動人：普惠金融、科技賦能、提升效率。故事結尾往往是事與願違：系統性風險、局部社會事件，外加很長時間修復不回來的信任。

在這種背景下，只要一個東西同時滿足幾件事——波動大、槓杆高、入口門檻低、技術上難以完全穿透——監管的直覺一定是“先緊起來再說”。而虛擬貨幣剛好全佔了。

從 2013 年把比特幣定性爲“虛擬商品”，到 2017 年叫停 ICO 和金融機構涉足，再到 2021 年十部門聯合發文，全面禁止交易和挖礦，這條線一直是在收緊。這次會議做的事情，是在這條軌跡上補了一刀：把穩定幣也明確拉進虛擬貨幣的框裏，而且單獨點名。

爲什麼連穩定幣也要包括進來？今年全球的穩定幣熱讓大家看到了它的這兩個核心特質。

第一，穩定幣更“像錢”，所以更敏感。

普通人看比特幣，天然會因爲高波動和晦澀的技術門檻而產生距離感。但看 USDT、USDC 這種掛着“1:1 鏈上美元”招牌的穩定幣，很容易把它等同於貨幣看看待了。但問題是它的本質不是貨幣，而是貨幣的一種流通/表現形式。

而且既然它可以和銀行帳戶、理財產品、跨境支付系統無縫對接，那麼一旦出了儲備造假、擠兌、跑路之類的問題，傳導到真實金融體系的速度和範圍，都遠遠超出一個純投機資產。

第二，穩定幣天然帶着“跨境”的屬性。

它在技術上就是一串可以在全球節點之間隨時轉移的數字符號。如果不管不顧放開，尤其是在如今在岸金融系統空前復雜、壓力大的時期——地產去槓杆、地方債、影子銀行、平台經濟——再疊加一個規模不小、價格又跟着外部情緒亂跳、而且可以繞開部分傳統管控的資產類別，系統復雜度直接上一個臺階。

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重申“政策文件仍然有效”，明確穩定幣在大陸的定性，把它歸入“非法金融活動”這一欄，說白了是在給這盤已經夠難下的宏觀棋減負。

從這個角度看，內地這條紅線不是一時衝動，而是一種降低亂局失控概率的現實選擇。

不以意志爲轉移的趨勢

問題在於，外面的世界不會因爲我們停下腳步就跟着踩剎車。

從歐美的金融與科技軸心主流代表：Visa, JPMorgan, SWIFT來看，過去一年間穩定幣對清算和支付網絡，甚至對銀行和投資系統的重構，都預示着穩定幣和通證化會是全球金融系統的新底層。

在美國，GENIUS Act 的核心是很海洋法系式的一個平衡：既承認穩定幣已經長大到不可能消失，又不想讓它繼續在監管真空裏野蠻生長，於是幹脆用一套明確的框架把“支付穩定幣”收編進來。誰能發、發多少、底層資產必須是什麼、怎麼審計、怎麼披露，都寫進法條。

從那一刻起，美元穩定幣這件事，正式從“灰色創新”升級成“在合規軌道上跑的新基礎設施”。對銀行、支付機構、科技平台來說，穩定幣不再只是crypto-native（鏈上原生人羣）的玩具，而是一個可以合規接進自己系統的支付工具。

更有意思的是，新興市場給了穩定幣一塊誰也沒預料到的肥沃土壤。

在阿根廷、土耳其、委內瑞拉、尼日利亞這些高通脹、匯率長期承壓、外匯管制頻繁的國家，很多普通人根本無暇討論幣價邏輯，他們面對的是另外一套現實：工資發了以後怎麼盡量保住購買力。對這羣人來說，在手機裏開一個“鏈上美元帳戶”，是一個門檻最低、成本可控，又不太受本地銀行系統限制的選擇。

在菲律賓這類勞務輸出大國，以及阿根廷、巴西、尼日利亞、羅巴尼亞這樣的遠程工作大國，跨境匯款通道裏也越來越多地出現穩定幣。海外打工者用 USDT 把錢打回國，由本地持牌機構在法幣世界落地，或者直接持有離岸交易所的關聯錢包——匯款成本和到帳速度，往往比傳統通道更友好。

把這些碎片拼在一起，你會發現一個很難回避的現實：以支付和儲值這兩個樸素但剛需的功能立足，穩定幣在很多國家已經成了“事實上的數字美元基礎設施”。

站在中國的角度，這件事真正值得關心的，不是“有多少人用它炒幣發財”，而是：當數字美元已經依靠互聯網滲透了海外市場的毛細血管，人民幣接下來準備怎麼在同一個有機生態體裏佔據市場和心智。

“動態評估境外穩定幣”的深意

再回頭看那句“密切跟蹤、動態評估境外穩定幣的發展”。

這裏其實有兩個核心點：

第一個是**“境外”**。

第二個是**“評估”**。

“境外”三個字，先把空間邊界畫死了：境內就是不行。虛擬貨幣相關業務是非法金融活動，穩定幣也一樣，不具備貨幣法律地位，不能在市場上流通使用。這句話對內地相關行業的意義其實非常簡單粗暴：不要在紅線內有任何幻想。

“評估”則是另一層意思。它間接承認了一件事情：境外這套穩定幣基礎設施已經長出來了，而且跟我們利益相關——不管是香港，還是一帶一路沿線，或是更寬泛意義上的亞非拉——簡單武斷的“不看、不聽、不碰”是對這個大國的未來不負責任的。

香港就是一個很直接的窗口。《穩定幣條例》生效之後，法幣錨定穩定幣發行被納入金管局的牌照體系，誰能發、怎麼發、發了以後怎麼接受審慎監管，都有章可循。

站在中央的角度，這簡直就是四十年後的“小崗村”：你可以看到合規框架能不能擋住大部分雷，銀行、支付機構和穩定幣發行方怎麼博弈，用戶在體驗上能不能接受，與華爾街和倫敦的對接能不能抵御外部風險。

再往外看，一帶一路上的節點，比如哈薩克斯坦的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也有我們的穩定幣試驗田。離岸人民幣計價的穩定幣，用在當地和中國企業的貿易結算裏，能不能實實在在壓下來匯率波動和跨境成本？

抑或是像我在此前文章中暢想的與電力和AI算力出海的聯動，能不能創造新的離岸人民幣穩定幣的流通閉環？

這些問題，光在會議室裏推演是推不出來的，必須把黑貓白貓都放出去跑一跑。

當年改革開放是先有深圳、浦東和幾個特區先試，再看能不能推廣；今天是在香港、在一些友好國家的金融中心，先試一試“監管之下的數字人民幣相關工具、離岸人民幣穩定幣、以及它們和美元穩定幣的交互”，再看將來要不要把某些做法往前推一點。

所以，我更願意把它理解成一個雙軌安排：

一邊，是對境內的明確態度——這條線不會因爲外面熱鬧就跟着搖擺；

另一邊，是對境外的冷靜判斷——數字美元已經在路上了，人民幣也輸不起未來的貨幣之戰。那我們能做的只能是在不碰自己底線的前提下，認真研究和試驗，摸着石頭過一條新的河。

結語：紅線內的定力，藍海外的勇氣

今年以來，和不少出海團隊、金融機構、海外投資人聊天，大家在一個判斷上出奇一致：穩定幣的出圈，象徵着我們不再只是多了一種幣，而是悄悄變成了一層新的全球金融底座。

對美國來說，它是美元上鏈甚至萬物上鏈，是美元體系的下一層擴展。

對很多新興市場國家來說，它是國民對沖本幣風險、彌補本地金融基礎設施短板的工具。

而對中國來說，它是一道繞不過去的選擇題——我們不可能在境內簡單放開，但如果在境外長期缺席，同樣要付出代價。

站在一個做宏觀、做出海、也跟金融科技打交道的人的角度，我理解也尊重內地在當前階段維持這條紅線的選擇。

這條線背後，是一個正在消化過剩產能、處理地方債、面對房地產後遺症和人口結構拐點的經濟體，對系統性風險的高度敏感。

但同時，如果我們在境外合規場景下，連“和數字美元站在同一塊賽場上”的勇氣和想象力都沒有，那造成的影響可能比任何一次政策收緊都更深遠。

所以這就是擺在新時代政策制定者面前的"雙重使命” (dual mandate):

紅線之內，守得住穩定性；藍海之外，爭得到選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