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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通货膨胀定义:货币崩溃背后的经济学
当现代法币失效时,它们不会悄无声息地进入废止阶段。相反,它们会经历一种经济学家称之为“超级通货膨胀”的突发性、灾难性价值丧失。教科书中的定义来自经济学家菲利普·卡根(Phillip Cagan)1956年的研究:当一般价格在一个月内上涨50%或以上时,就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个50%的月度增长率大约相当于年增长13,000%——一种令人震惊的贬值速度,使货币几乎变得一文不值。
这个技术门槛的重要性远不及它所代表的意义:货币体系的终极失败。当超级通货膨胀发生时,持有现金就等于自杀。公民们会抛弃本国货币,转而使用外币、硬资产或进行易货交易——任何除了迅速融化的冰块般的本币之外的选择。Hanke-Krus世界超级通货膨胀表记录了62个官方承认的案例,但真正的悲剧不在于它们的稀少,而在于低于“超级”门槛的高通胀率已经摧毁了更多的经济体。
界定门槛:何时通胀变成超级通胀
“仅仅严重”通胀与超级通胀的界限在于Cagan设定的50%月度阈值。这一定义并非随意选择,而是出于实际需要。Cagan希望研究极端的货币失调,而不受经济基本面变化的影响。通过设定如此苛刻的门槛,他可以将纯粹的货币崩溃与供给冲击或需求变动等实际经济因素区分开来。
有趣的是,这一定义揭示了一个更为阴暗的真相:大部分由货币不稳定引发的经济破坏,发生在通胀尚未突破技术性超级通胀范围之前。像土耳其(2022年80%的通胀)、斯里兰卡(年率50%左右)和阿根廷(年率超过100%)这样的国家,虽然没有正式达到超级通胀的标准,但已经经历了毁灭性的经济后果。对生产、投资和消费者行为的破坏,早在“超级”标签贴上之前就已发生。
这个定义的严谨性也凸显了现代的一个悖论。今天的通胀事件发生速度,远超早期历史时期的想象。然而,历史记录显示,真正符合Cagan门槛的超级通胀——即“真正的”超级通胀——几乎都只发生在法币时代。早期的货币崩溃,即使极其灾难,也多是逐步发生的。
三大因素:印钞、财政崩溃与制度失灵
高通胀和超级通胀,虽然都具有破坏性,但其根源不同。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区分正常的经济压力与货币灭绝的路径。
高通胀通常由三大原因引发:极端的供给冲击推高关键商品价格;扩张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大规模印钞或商业银行放贷过度;或财政当局出现赤字,导致总需求过热。2020-2021年后,许多发达经济体都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某些表现,但都未陷入超级通胀。
从高通胀跃升到超级通胀,通常需要更为灾难性的事件。超级通胀多在国家本身面临生存危机时爆发。战争、主要产业崩溃、公众对政府失去信心——这些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当超级通胀根植时,背后的原因通常包括:
因果链条极为关键。最初,政府通过印钞融资,试图控制局势,但随着持币者的逃离,新发行货币的购买力不断下降。政府不得不印更多的钱以获取相同的收入,形成恶性循环。每轮印钞都削弱未来的铸币收益(seigniorage),使陷阱愈发难以摆脱。
一百年来的四波货币灭绝:货币失调的历史轨迹
历史清晰划分出几次超级通胀的浪潮,每次都反映不同的根本灾难。
第一波发生在1920年代,战败国德国为了偿还战争债务和赔款,疯狂印钞。1922-1923年的德国超级通胀成为经典案例,货币堆满车推的场景成为永恒的象征。这些战后通胀,源于多年的战时货币扩张,政府希望通过印钞解决财政危机,但未能成功。
第二波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希腊、菲律宾、匈牙利、中国和台湾等地的政权崩溃,导致货币体系崩溃。失败的政治秩序使得旧货币系统无法继续运作。外部占领或革命接管,意味着旧货币必须退出舞台,新货币取而代之。
第三波伴随苏联解体(约1990年左右)。俄罗斯卢布、中央亚洲和东欧国家的货币,以及受苏联影响的安哥拉,都经历了货币膨胀至无。帝国解体带来的经济冲击远超货币当局的稳定能力。地缘政治动荡使得没有国际支持,货币改革几乎不可能。
最近一波发生在2000年代和2010年代,代表国家有津巴布韦、委内瑞拉和黎巴嫩——这些国家的崩溃根源在于极端的治理失败,而非战争或地缘政治崩溃。虽然这些现代案例也讲述了国家失败的故事,但路径不同:资源诅咒、专制管理失误和金融体系崩溃,而非军事失败。
这四波的共同线索:超级通胀本质上是国家失败和财政灾难的表现,而非单纯的货币政策错误。
数字之外:失控通胀带来的真实经济损失
超级通胀的经济机制以悲剧性的效率运作。当超级通胀加速时,时间观念崩溃。经济决策变得只关乎日常的现金管理。货币必须履行的三大基本职能——交换媒介、计价单位和价值储存——以不同速度恶化,没有一样能优雅地维持。
价值储存首先消失。德国、匈牙利和津巴布韦的历史记载描述人们在收到钱的瞬间就疯狂花费,因为持有现金过夜意味着购买力的丧失。著名的推车场景正是如此:人们不需要钱,而是满载钞票的推车,甚至那也几乎买不到日用品。
计价单位的功能出人意料地较为坚韧。价格标签可以更改,经济计算可以适应名义价值的变动。超级通胀国家的公民仍在“用”本币思考,进行经济计算,即使每日价值变动的速度已超出他们更新信息的能力。这种心理核算虽然让理性经济决策变得更难,但仍在持续。
交易媒介——交易的能力——表现出最强的韧性。即使货币价值崩溃,人们仍会继续用超级通胀货币进行交易,常常以“热土豆”式的快速交换,试图在货币价值进一步恶化前抛售出去。这种坚持令人惊讶,但反映了一个根本:尽管超级通胀,人们仍需要交易、收款和购买必需品。
谁获利,谁受害:超级通胀中的财富再分配
超级通胀带来任意的赢家和输家。分配不再反映生产力、投资技巧或经济贡献,而是取决于对实物资产与金融资产的获取速度。
持币者首当其冲,损失最大。他们的余额以加速的速度变得一文不值。在本国货币中积累的财富在几个月内化为乌有。固定收入者的购买力迅速消失。依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若不将福利与通胀挂钩,后果尤为严重——即使挂钩,也常常滞后或完全失效。
相反,借款者则意外获得解放。以名义金额固定的债务(房贷、企业贷款、政府债券)在通胀加剧时,实际负担逐渐减轻。如果借款者的收入能跟上物价上涨,债务的实际负担几乎趋近于零。这种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的转移,是超级通胀最明显的特征之一。
持有硬资产——如房地产、机械、贵金属、外币——的人可以保护自己。拥有外汇或房地产的人可以对冲财富。问题在于,在超级通胀国家,这些保护手段的获取极不平等。这造成了残酷的阶层分化:富人能保持购买力,而普通民众则失去所有现金或金融资产。
政府自身在短期内也能从铸币利润(seigniorage)中获益,但这种利益很快就会消失。国际债权人停止放贷,税收变得不可能(用通胀货币征收的税收在政府花费前已变得一文不值)。许多政府义务,比如美国的养老金指数调整(2022年12月将福利提高8.7%以匹配通胀),也会比印钞速度更快地加剧。2022-2023年,美联储的激进加息试图抑制通胀,反而让其面临会计亏损,迫使其暂停向财政部支付约1000亿美元的年度利息。
危机路径:从缓慢衰退到突发崩溃
海明威关于破产的观察——“逐渐,然后突然”——在超级通胀中尤为贴切。缓慢阶段可能持续数年——财政恶化、通胀缓慢上升、制度逐步崩溃。而突然阶段则在数月或数周内发生货币的极速崩塌。
超级通胀通常以两种方式结束。第一种是货币变得如此失能,以至于人们直接放弃。津巴布韦元(2007-2008)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2017-2018)在民众转向美元、加密货币或易货后,实际上已不再作为货币使用。政府可以强制执行法定货币法律,但无法强迫人们持有毫无价值的钞票。
第二种是通过有意的货币和财政改革结束。新货币、新领导、宪法变革,常伴随国际支持(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干预、外债贷款),可以稳定崩溃的体系。1990年代的巴西和1940年代的匈牙利成功完成了这一转型。有些政府看到大势已去,故意在现有货币上进行超级通胀,同时准备推出新货币——实际上利用旧货币的毁灭作为过渡的掩护。
关键的洞察是:超级通胀并非主要由货币政策引发,而是财政和政治崩溃的表现。战争、革命、帝国终结、国家失败——这些结构性崩溃才是真正的根源。中央银行只是执行印钞,财政当局决定是否需要印钞。
现代警示:超级通胀的起因
理解超级通胀的机制,有助于理解为何一些观察者担心发达经济体。虽然美元正式出现超级通胀的可能性较低,但其潜在的基础条件比“超级”标签更重要。
2023年的美国表现出多项超级通胀的预警信号:国内政治持续失序、结构性财政赤字似乎无法通过正常政治途径解决、央行在维护价格稳定方面信誉受损、银行体系偿付能力日益令人担忧。这些因素单独不足以引发超级通胀,但它们的结合让人联想到历史崩溃的早期阶段——“逐渐”部分。
历史显示,从繁荣、货币稳定的帝国到超级通胀的混乱,所需时间比现代观察者预期的要长。德国的崩溃历时近十年(1914-1923),从战时通胀开始,经过战后赔款压力,最终爆发1922-1923年的超级通胀。早期的警示信号早已显现,但最终崩溃仍让许多人措手不及。
“50%月度价格增长”这一超级通胀定义,直到国家达到这一水平才显得抽象。但对经济生活、储蓄、生产力和社会信任的真正破坏,早在高通胀阶段就已开始。当价格达到技术性超级通胀门槛时,社会结构往往已出现裂痕。这也是超级通胀历史的教训:预防危机的最佳时机,是在危机变得明显之前的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