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民间可以持有刀具，却严禁私藏铠甲。表面上刀具是进攻工具，而铠甲是防御工具，但制度的重点并不在“是否能伤人”，而在于是否能降低被统治、被控制的成本。刀具虽然具有攻击性，但其风险是“有限且可控”的：一个人拿刀，仍然容易被制服，权力结构不会因此被根本动摇。而铠甲不同，它本质上提升的是生存能力，让个体在冲突中更难被迅速压制，从而显著提高反抗、对抗乃至组织化抵抗的持续能力。

换句话说，铠甲降低了“控制成本”，提高了“失控概率”。从制度设计角度看，这种倾向并不局限于古代。例如现代社会也常见类似逻辑：并不是所有“攻击能力”都会被同等严格限制，但那些能显著提升“抵抗能力”“生存韧性”“对抗系统压制能力”的东西，往往会被更谨慎地管理。本质上，这反映的是一种治理优先级： 不是防止个体“伤人”，而是防止个体“难以被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