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說,中國人的反抗性閾值極高,它不是“過得不好就反抗”,而是“所有退路同時消失”的時候才反抗。當結構性的问题无法改变,當經濟持續下行无法恢复,當階級矛盾无法調和。中國人呈現出高忍耐(看看自己还能不能再撐一會兒)、高分散(大家都把問題歸咎成各種問題,而非系統性問題)、高風險認知(對反抗失敗後果的估算極其現實)的特徵。對於個體來說他們不斷的“想辦法”:更低價內卷工作、轉行、躺平、出海、啃老、縮欲、修仙。从某個角度看,這種現象它確實具有悲劇性,而且是一種結構性的、緩慢展開的悲劇。悲劇恰恰在於:當一個社會裡,大多數人的理性選擇疊加在一起,卻產生了一個非理性的整體結果。當一個社會的主要智慧,被長期用來避免最壞結果,而不是爭取更好結果,本身就是一種深層的悲劇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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