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為什麼會失去（停滯）長達三十年？

池田信夫《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一书中关于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指的是大約在1989年-2009年期間，日本經濟增長一直處於停滯狀態，其實，這種停滯狀態一直持續到2019年左右，被稱作“失去的三十年”，本文為該書的讀書筆記，對文中探討日本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進行了提煉。研究日本經濟金融政策得失，也可以為我們制定政策提供借鑑。

上圖為日本1955年-2025年6月的年GDP曲線圖，可以看出“失去的三十年”期間，曲線是平坦的，經濟幾乎沒有增長，甚至還有下降，2020年之後因為大規模刺激政策和中美等外需增長，經濟才有了明顯起色，與此同時，日本房地產市場自2020年開始也大幅上漲。日本經濟停滯30年的主要原因可以歸納如下：

一、廣場協議及金融自由化導致資本市場、房地產泡沫

日本泡沫經濟的直接原因是1985年9月的廣場協議，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從240日元兌1美元升值至150日元兌1美元，日本為了對沖“升值萧條”，大幅降低法定利率至歷史新低；幾乎同期，日本還在推動金融自由化，讓銀行和證券混業經營，導致資金大幅流向股票市場；而房地產市場，由於日本房價在八十年代只升不降，存在所謂“土地神話”，導致信貸資金不斷湧向房地產；日本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泡沫不斷被吹大。

為了預防泡沫經濟，日本央行也曾試圖上調利率，但提議在政治上遭到阻攔。1990年代泡沫破裂後，銀行體系呆帳堆積，信貸收縮，企業投資意願低迷，通貨緊縮長期持續，最終演變為“失去的三十年”。

二、泡沫經濟破滅後，仍在採取緊縮政策，導致經濟進一步惡化

日本經濟泡沫破滅的誘因是1989年5月日本銀行調高法定利率和1990年3月財務省（相當於中國的財政部、人民銀行、金融監管局和稅務總局的合併單位；2001年在中央省廳改革中被拆分為財務省和金融廳）對房地產融資實行總量控制，1990年1月股價開始暴跌，暴跌後，財務省和日本銀行還在推行挤泡沫政策，緊縮政策致使經濟雪上加霜，直到1991年7月才開始下調法定利率。

三、銀行體系出問題後，在不清楚被救助銀行資產質量的情況下，向僵屍銀行注入資本

90年代，日本政府部門曾在不了解出險銀行、沒有對被救助銀行的資產質量進行徹底摸排的情況下，曾向長期信用銀行和日本債券信用銀行注入8000億日元的公共資金，但兩個銀行分別在八九個月之後破產，浪費財政資金；這種粗放的救助政策，導致不良資產過多的銀行不選擇暴露風險、不選擇清算，最後被暫時收歸國有，實際上這類銀行屬於“僵屍銀行”，影響了整個金融體系的運轉效率。

日本金融危機結束的原因實際上是因為零利率將老百姓的存款利息轉移到銀行，通過借款產生的利息將實際已經出現債務過重的“僵屍銀行”起死回生，由此填上泡沫經濟的損失。

據相關統計，1992年-2005年，日本居民家庭存款損失利息2830萬億日元，可以說“零利率讓日本經濟恢復起來”，但老百姓承擔了成本。

四、財政刺激效果有限，還導致政府債務大幅增加，使得經濟長期陷於不景氣

眾多實證資料顯示，財政政策和GDP增長之間的關係不明顯，財政支出主要集中在固定資產投資，並不能有效刺激消費，也不能明顯帶來稅收增加。日本在90年代進行了幾次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雖然在短期內大幅提升GDP，但效果並不長久，甚至有人認為，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將勞動人口固定在經濟增長率較低的地方，阻礙了經濟的恢復。

其實，日本在70年代就提出“均衡發展”的全國綜合開發計畫，要求財政撥款必須均勻，在90年代經濟政策的指導下，政府向地方撥款高達100萬億日元以上，全部用於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導致出現二戰後首次人口逆流，人口流動變成從城市流向農村；

這種財政投資整體缺乏效率，還導致了政府債務的持續增加，使經濟不景氣陷入長期的泥潭。作者在書中的意思是財政投資應該更集中於大城市的基礎設施，提升大城市的承載能力，這樣更可以提高投資效率和投資回報率。

五、官僚體系及日式固有承包模式，導致新一輪產業革命中，信息通信行業（ICT）失去競爭力

官僚體制定的產業政策受限於既得利益集團，無法實現科技引領作用。如經濟產業省在2007年制定的“信息大航海項目”旨在開發下一代檢索和解析技術，最初目標是要成為超越Google的日式引擎，但最後成了什麼都做，不知道要幹什麼的項目。支持這個項目的是一群御用理科學者，他們在政府機構的審議會上還擔任議員的職位，可以爭奪預算，得到研究經費，最後將任務下放給自己的學生，形成一個承包商組織。

還比如NTT作為國營企業私有化後的巨頭，依然受通產省等官僚機構干預，技術創新被行政指令束縛，市場化競爭機制難以發揮作用。這種政企紐帶導致資源錯配，私營創新企業無法公平參與競爭，整個ICT產業生態僵化，研發效率低下，最終錯失移動互聯網關鍵發展窗口期。

日式傳統的承包結構也導致日本ICT行業失去競爭力。諸如豐田等日式企業一般採用日式承包結構，即由核心企業承擔經營風險，與供應商長期合作，據統計，日本汽車廠商的供貨商一般不超過300家且都是長期合作，最短合約為4年，而美國汽車廠商，供應商通常超過2000家，且合約都是1年為主。日式承包模式可以讓合作方磨合得很好，但不適合IT行業相關的軟件開發和元器件生產，因為IT行業都是模塊化的開發與生產。

六、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讓社會失去進步的動力

終身雇用與年功序列制度共同構成了“日本型雇用”模式的核心，這種機制確保工資隨著年齡和經驗的增加而上升，從而為員工與他的家庭提供生活保障。在年功序列制度下，員工從股員開始，到股長…局長，最後甚至可能擔任較高職務。年功序列制度創造了日本的“昭和神話”—讓日本從一片廢墟中崛起，在短短30餘年時間裡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但隨著日本經濟社會的發展和產業的轉型，其存在的問題也非常顯著：

1.終身雇用導致人才流動困難，非正式員工增加

在終身雇用制下，企業培養成本和辭退成本非常高昂，正式員工除非自己離開，企業難以辭退他們，這種制度雖然保持了員工隊伍的穩定，但卻導致了人才流動的僵化。企業無法根據市場變化快速調整人力資源結構，使得整個社會經濟缺乏靈活性。

為控制成本，企業越來越傾向於雇用非正式員工。1980年代，日本開始引入非正式雇傭形式，到2019年，據日本總務省發布的數據顯示，非正式雇傭人數（派遣及外包等）為2165萬人，占所有勞動者的38.3%，非正式雇傭的員工與正式社員之間存在明顯的同工不同酬現象，他們的工資也比正式社員低一些，晉升、加薪的機會很少。

2.這種雇傭模式還造成效率低下和代際對立

在終身雇用制下，部分正式社員因難以被辭退而變得懈怠，有很多人會變得懈怠，在公司裡磨洋工、混日子，甚至導致了“窗邊族”的出現——這些員工到一定年紀後（可能不到50歲）無事可做，被安排在窗邊座位上虛度光陰，等待退休。另一方面，年輕人難以獲得高質量的工作機會，形成了代際間的不公平。

3.影響了日本國民風險承擔和創新意識

終身雇用和年功序列制度塑造了日本獨特的職業價值觀，大部分日本人普遍認為在政府部門和大企業上班更有安全保障，這種觀念進一步抑制了國民風險承擔和創新意識。在日本人們為防範風險大部分選擇儲蓄，沒有人願意冒險創業。利率是風險價格的指向標，而日本利率很長時間都是0；風險投資資金在日本的投資機會也很少。

目前，隨著勞動力市場供求關係逆轉，日本傳統職場文化正在瓦解。截至2024年4月，超過30%的應屆生會在3年內離開第一份工作。 **$VIRTUAL **$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