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可能在內地發行穩定幣？人民幣數字化會如何發展？

近期，圍繞人民幣數字化的討論呈現出一幅極具張力的圖景：一邊是中國內地對加密貨幣和穩定幣維持嚴格的禁令，另一邊則是香港正雄心勃勃地鋪開紅毯，意圖打造全球領先的受監管虛擬資產中心。香港金管局於2025年8月1日正式生效的《穩定幣條例》，更是將這一“冰與火”的對比推向了高潮。

市場不禁要問：在內地嚴格的金融管制高牆之下，穩定幣是否永無可能登入？人民幣的數字化進程，究竟將走向何方？答案並非簡單的“是”或“否”，而是揭示了一種精心設計的、復雜且多層次的“雙軌並行”與“三重奏”戰略。

內地的“絕對紅線”

要理解中國的數字貨幣戰略，首先必須認識到一條不可逾越的“絕對紅線”——國家金融主權與資本管制的穩定。自2017年禁止首次代幣發行（ICO）和2021年全面取締加密貨幣交易以來，內地監管機構的立場始終如一：任何可能挑戰人民幣法定地位、衝擊金融穩定、或爲資本外流提供便利的私人數字貨幣，都在嚴打之列。近期針對利用泰達幣（USDT）進行非法跨境轉帳的打擊行動，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在此背景下，中國人民銀行傾力打造的數字人民幣（e-CNY）成爲國家層面的唯一正統選擇。然而，必須明確的是，e-CNY本質上是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屬於央行對公衆的直接負債（M0），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形態。其設計哲學是“中心化”與“可控匿名”，首要目標是優化國內零售支付體系、提升貨幣政策傳導效率，並在可控範圍內探索跨境支付。它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圍牆花園”，其核心是“控制”，而非加密世界所崇尚的“開放”。

因此，從根本上說，內地不太可能允許一個基於公鏈、自由流通、由私營機構發行的穩定幣存在。這不僅會與e-CNY的戰略定位產生衝突，更會直接觸碰資本自由流動這根敏感神經，挑戰經典的“蒙代爾不可能三角”理論——即一個國家無法同時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獨立的貨幣政策。在中國將後兩者視爲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對資本流動的嚴格管控是必然選擇。

香港的“試驗田”

與內地的嚴防死守形成鮮明對比，香港正扮演着一個獨特的“試驗田”角色。港府的策略並非放任自流，而是“在監管中接納”，旨在將香港打造成一個透明、合規且能保護投資者的全球Web3中心。

2025年8月1日生效的《穩定幣條例》是這一戰略的核心。該條例爲法幣穩定幣發行商設立了極高的準入門檻： 高資本要求：實繳資本至少2500萬港元。全額儲備金：必須以100%的高質量流動資產作爲儲備，並由獨立托管人保管。嚴格的贖回機制：發行人須保證持有人可在一個工作日內按面值贖回資金。全面的合規義務：遵循嚴格的反洗錢（AML）和了解你的客戶（KYC）規範。

盡管市場熱情高漲，有超過77家機構表示有興趣申請牌照，但香港監管機構的態度極爲審慎。香港金管局已多次公開闢謠，澄清“全球首個離岸人民幣穩定幣已在港發行”爲假新聞，並強調至今未發放任何穩定幣發行牌照。首批牌照預計最快也要到2025年底或2026年初才會發放，且初期名額有限，旨在確保風險可控。

此外，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明確指出，場外交易（OTC）業者不屬於法規認可的五類“認許提供者”，因此不得向任何投資者（包括零售和專業投資者）要約提供穩定幣，劃清了合規銷售的邊界。這一切都表明，香港的實驗是在一個高度可控的沙盒內進行的。

值得一提的是，香港的開放姿態，引發了內地監管層的深層憂慮。據悉，內地監管機構已對部分計劃赴港申請牌照的企業進行了“窗口指導”，表達了審慎態度。這背後的擔憂主要有三點： 金融防火牆的擔憂：一個在公鏈上自由流通的離岸人民幣（CNH）穩定幣，如何能確保它不被用作規避內地資本管制的新通道？一旦其儲備出現問題或價格劇烈波動，是否會反向衝擊內地的金融穩定？貨幣主權的延伸問題：在離岸市場發行一個錨定人民幣的數字貨幣，其發行權、治理權和清算權由誰掌握？這直接觸及了貨幣主權的核心。與e-CNY的戰略衝突：如果一個由商業機構發行的CNH穩定幣在全球廣泛流通，是否會削弱e-CNY在跨境支付領域的戰略布局？

正是這些根本性的結構矛盾，決定了內地對香港的穩定幣實驗必然採取謹慎觀察、逐步放開的態度。在監管技術和風險隔離機制未完全成熟之前，任何可能威脅資本管制有效性的閘口，都不會被輕易打開。

未來之路

綜合以上分析，人民幣數字化的未來，不太可能是一條單一的道路，而更可能演變爲三條平行但時有交匯的路徑，共同構成一曲“三重奏”：

路徑一：官方主權層——e-CNY的“圍牆花園” e-CNY將繼續作爲官方唯一承認的數字法定貨幣，在內地加速普及。其跨境應用將主要通過mBridge（多邊央行數字貨幣橋）等多邊、許可制的清算網路進行，實現點對點的“批發型”跨境支付。這是一條以主權信用爲核心、追求絕對安全與可控的“強控制”路徑。

路徑二：離岸合規層——香港的“有限開放”沙盒 香港將作爲一個受控的壓力測試場。未來，當監管框架成熟時，內地可能會默許少數背景雄厚、風控能力極強的機構（很可能是大型金融機構），在香港發行高度受限的CNH穩定幣。這種穩定幣可能基於許可鏈或設有白名單機制的公鏈，交易受到嚴格監控，其主要功能將是服務於大宗商品貿易、債券通等機構級的金融市場業務，而非面向零售和加密投機。這是一條在主權邊界進行壓力測試的“半開放”路徑。

路徑三：市場應用層——特定場景的“深度耕耘” 市場的創新力量不會消失，而是會尋找新的出口。在哈薩克斯坦監管框架下問世、瞄準“一帶一路”貿易結算的離岸人民幣穩定幣AxCNH，便是一個典型案例。這類項目將放棄成爲通用貨幣的宏大目標，轉而將自身定位爲服務於特定產業鏈（如跨境電商、供應鏈金融）或特定戰略（如“一帶一路”）的B端金融科技工具。它們的成功與否，不取決於加密市場的牛熊，而取決於其能否真正爲實體經濟降本增效。這是一條規避正面監管、服務實體經濟的“實用主義”路徑。

結論

回到最初的問題：中國內地不可能發行我們通常理解的、基於公鏈的穩定幣，這幾乎是確定的，因爲它觸及了國家金融主權的“絕對紅線”。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人民幣數字化的道路被堵死。

相反，中國正在下一盤大棋。這盤棋由e-CNY的莊嚴主旋律、香港合規穩定幣的審慎協奏曲，以及衆多場景化穩定幣的靈活變奏共同構成。這首復雜的“三重奏”，其總指揮棒始終握在追求“穩定”與“可控”的國家手中。這場數字化時代全球流動性與單一國家金融主權之間的永恆博弈，將繼續以這種獨特而精妙的方式演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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